【明慧网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我从小就不擅言辞，不懂察言观色，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来到美国三十年，我的工作与生活都是在西方人的圈子，所以讲真相也是主要针对西方人。我曾经做过市议会发言，在社区活动上设摊位讲大法真相，放映真相电影，更多的时候是在小型社团的聚会中讲真相。

是大法改变了我，给了我勇气和智慧去接近主流社会，助师正法。现将过去的二十年中积累的一些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

去除急躁心

我来自中国大陆，在接触西方主流社会之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党文化，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跟我们大陆人一样的，说话大声，风风火火，我行我素。这些问题，还多亏有西方朋友们的提醒才让我认识到。他们提醒我的方式都很礼貌，甚至很风趣。

二十多年前，有个关系很好的西人同事给我写了个中文字条，就三个字：停、看、听，提醒我做事不要那么急躁。那时我遇事很容易就紧张、着急，一着急就会发脾气。现在我很少着急了，好象再没有事情重要到值得着急，而且着急也于事无补，不如定下心来应对。

这个修炼的过程真是漫长。这个急的背后有更深的执著的根源，急的根源是怕，怕事情的结果不好，怕结果不好别人会指责我，怕自己没面子，怕自己吃亏。在困难面前能保持冷静，得去掉多少执著心才能做到这一点。讲真相中能做到，效果就会好。

分享两个小故事。八年前，我先生开车送我去一家扶轮社讲真相。在路上我们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发生了口角，下车的时候我是怒气冲冲的。先生得去别处办事，放下我就开车离开了。我走進去发现那个社团很小，在场只有十个人。每个人都很亲切的跟我说话。他们的聚会是在一个古色古香的餐馆，四面墙上满是壁画，桌上的餐具整整齐齐，每个人都是彬彬有礼。我瞬间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面对的是一群来自古代的绅士淑女。先生来接我时惊讶地问：你怎么变的这么礼貌了，一点也不生气了？我叹了口气说，刚刚跟这么有教养的一群人在一起，都没法生气了。是啊，带着急躁和怒气，怎么讲真相呢？师父用这一幕景象提醒了我。

第二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月前，在一家保守派团体，主持人说给我三十分钟发言，在我之前还有几个人要讲，我是最后一个。我坐在那里从晚上六点等到八点，想到八点半她们的聚会就要结束，再等下去我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我不停的看钟，感到越来越焦虑，可是排在我之前的发言者还在滔滔不绝。到了八点半才轮到我上台，那个时候大家看起来都很疲倦了。我也不知怎的忽然不焦虑了，笑嘻嘻的走上台开口说，“我以为你们八点半散会，刚才还在窃喜今天赚到免费晚餐，不用发言就可以走了。”台下哄堂大笑，再没人打瞌睡了。然后我就开始讲真相。那天的效果很好，我想那是因为我放下了对结果的执著，不紧张、不着急了。大法给了我智慧。

长远计划　讲信用

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有临时工思想，不愿考虑几个月或几年以后的计划。二零零二年我申请在公共图书馆办真相图片展，不用花钱，但要半年以后才有机会。有学员反对申请，说半年以后正法说不定就结束了，太晚了。我还是申请了，既然是免费的，干嘛不试试呢。如果别人没时间去，我就自己操办。半年以后我们如期办了图片展。

在西方主流社会有很多非常好的讲真相的机会，但是需要提前好几个月去安排。常人团体的活动也是提前很久就会定下这个月谁来发言，什么主题。如果我们只想打快拳，不做长久计划，就只能临时到会场外面发传单，被人赶来赶去，形象还不好。提前申请参加，可以摆摊位，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发言，可以堂堂正正讲真相，效果好得多。

提前预订讲真相的机会就得守信用，那一天再忙也得去。如果实在不能去，就得尽早通知对方，好让他们把机会转给其他团体，这是守信用的表现，再困难也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在二零一八年一月我决定搬到纽约去住，陪伴两个孩子去中城的北方艺术学院学音乐。做出这个决定后，我打算让另一个学员代替我在二月的一场南加州的社团的发言。那个学员也同意了。我跟那个社团的联络人提起此事，但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为了决定是否让我在那天发言，他们开了两次会才定下来。如果要换人，他们还得研究那个学员的简历，再开两次会才能决定。可是他们每月只开一次会，来不及在下个月换人了。我没想到换个人发言会这么麻烦。后来我订了机票，从纽约飞回来参加了这个活动。这件事也体现出西方社会以人为本的精神。

以人为本　结交朋友

要在主流社会立足，就得实实在在的打下基础，交朋友，建立口碑信誉。二零一一年的时候我们地区大量联系当地的社团推广神韵，一批学员去联系，拿到时间后带着能讲的学员去介绍神韵。有个学员联系到一家很小的扶轮社，协调人让我去讲。负责联系的学员觉的这家太小了，她就不陪我去了。到了那里对方很惊讶，说他们请的是那个学员不是我。当时气氛有些尴尬，我只好说我是她的朋友，她临时不能来所以我替她来讲。西方社会很尊重个人，说了谁来发言，不能轻易换个人。就好象主人约好哪天请你去他家做客，你不想去就临时随便找个人替你去，那主人肯定不高兴。

他们会说这次某个团体的某个人来发言，不知道他想谈什么。他们不会说这次讲什么主题不知谁会来讲。

试想一下，如果是美国国务卿来讲美中关系，很多人会花500元钱买票去听，换成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人来讲同样的话题，就没人愿意花钱，甚至懒得跑去听了。党文化里把人当螺丝钉，可以随便替换。这种螺丝钉的观念也很容易带到大法项目里，忽视了每个学员都有独特的缘份、特点，长期建立的社区联系、结交的朋友。没有善用学员的特长或没有协调好，会事倍功半；反之则事半功倍。我跟一些社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系，他们每年主动请我们去讲真相，替我们宣传，给我们提供各种支持。

我们都有常人的同事、邻居、朋友，他们的聚会我总是参加。只要出门就一定有机会讲真相或为将来讲真相打基础。我的孩子们上小学时，我认识了她们学校的一位退休教师。这对教师夫妇和我的孩子们很投缘，每年邀请她们参加家里的节日聚会。过去十年我每次都参加。孩子们小时候在聚会中表演舞蹈乐器，我会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教师夫妇专门请我吃饭详细的了解法轮功真相。聚会中认识的其他朋友也安排我去他们的社团讲真相。这个教师的圈子就成了我们的长期支持者。

启发善念、不树敌

讲真相不能挑人，就得面对很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无论我们的观点和他们多么不同，都不能把他们惹恼了，那就没法讲真相了。有一次一位医生跟我聊天时大谈美国的枪支问题，认为应该全面禁枪，还坚持要我谈谈自己的观点。我只好说：“全面禁枪也会带来问题。我们家喜欢开车去国家公园露营，在偏远的地区要加油，吃饭，住宿。我看到有的旅馆就竖了牌子说他们有枪，不要乱来。那种地方离最近的警察局开车也得一个小时，没枪可怎么保护自己。他们的生意要是关了，来往的旅客可就太不方便了，加油都没地方。”那个医生恍然大悟，“说得对！我们真是应该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有的问题就不这么容易回答了。有时对方不停地批评共和党的政策，比如堕胎，停止资助左派大学；我实在没法认同，不能撒谎又不愿陷入争执，就会说“大部份政策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制定政策的人很难看清全局。好的用意未必带来希望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听不同的观点，尝试不同的政策。这才是民主的好处。所以您的关心时政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回答，无论对方跟我们的观点多么不同，听了都会很受用，都会尊敬我们，把我们当作真正的朋友。

每个问题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我会观察对方的反应，过后反复推敲下次怎样回答会更好。有个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这么批评中共，不怕他们来跟踪迫害你吗？”这个问题实在难回答，说害怕，对方也会怕，就不想再听真相了；说不害怕，等于否定了我们讲的中共的跨国镇压。我一直在琢磨怎么回答才好，现在我是这样回答的，“当然害怕，当初我犹豫了一整年要不要站出来。既然站出来了，就没有回头路，就多做一点吧。自由都是有代价的，有风险的，但我现在比二十年前感觉好多了。很多人都在谈这些，大家一起承担、每个人的压力就小了。我不认为自己是吹哨人。我想当个发哨子的人。你们今天了解了真相，都会告诉你们的亲戚朋友。大家就都成了吹哨人了。这是你们能给我的最好的支持。”听到这里，周围的人都会热烈鼓掌。唤起他们的善念，鼓励他们采取行动来支持大法，才是我们讲真相的目地。

还有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很多团体希望来发言的人是常人中的名人，有成就的成功人士，或某个有名的团体的领导。我什么都没有，不是教授，没成就，不出名，不领导任何团体，甚至在讲真相项目中都从来没有协调过任何团队。师父通过常人的反馈点化我怎么回答，但是我过了很久才悟到。四年前，外州的学员通过她的关系介绍我去当地一家较大的社团讲真相，那个社团主席后来告诉我，他们社团的领导层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不象以前那样邀请个大学教授来讲中国问题，他坚持说：“我已经听很多大学教授讲过了。这次我想听一个曾经在共产中国生活过的人来讲中国。”

上个月有个社团的负责人跟我说，去他们那里发言的都是国会议员或有名望的大学教授。那意思是我的资历不够。以前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直接放弃了，那天我终于悟到了答案。我回答说：“你们听了那么多专家的观点，有时候也可以听听普通人是怎么想的啊。”那人听了立刻说，“是的，是的”。一周之后，我收到了这家团体的主动邀约。

回想曾经面对的惊涛骇浪，能走过来，都是修炼中的奇迹。希望更多的学员参与其中，不错过这些宝贵的机会。

以上是我的个人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