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今日中国，僧道及其所在场所都成了做各种交易的对象和地点，但就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这些千百年前的古建寺观，依然是修佛修道者修心向善、清心去执的一方净土。今天我们不谈修炼的真正内涵这一洪大主题，且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看“修炼”二字所承载的重量。
（接前文）
玄宗弘道
张果老是“八仙”之一，他“倒骑驴”的形像，在民间家喻户晓，人们都他当作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认为是虚构的人物。
但是，在《二十四史.旧唐书》中，却记载了张果确有其人，隐居在中条山。武则天曾召见他，可他却死在了使臣面前。后来人们又见到他往来于恆州山中，恆州刺史上奏于朝廷，唐玄宗派人却请了他几次，他才来见唐玄宗。
唐玄宗想知道张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善于占卜的能士测算张果，算不出来，“懵然莫知其甲子”。让坐在屏风后面，找“天眼通”的术士来看，说看不见。唐玄宗找来剧毒的堇汁，让张果连喝三杯，睡着了。醒后，照镜子，牙齿都黑了，让人拿来铁如意，把坏牙敲下来，从怀中取药涂抹牙床，又睡了一会儿，牙齿都长出来，“粲然洁白，玄宗方信之”。看到洁白的牙齿，唐玄宗终于相信了。
张果说自己是“羲皇”年间的人，谈论了一些道法的行旨。后来张果归山，玄宗为他造栖霞观，所在地“蒲吾县”，改为“平山县”。
《旧唐书》是五代修的官史，距离唐朝更近，所以记录事实比较生动。但到宋朝修《新唐书》时，欧阳修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认为儒家史书不能太突出这些神异的事情，《旧唐书》中许多鲜活生动的东西都去掉了，但张果事例详实可信，所以基本上保留了，并补充张果的出生年代，“我生尧丙子岁，位侍中。”我生于尧帝丙子年间，官职任侍中。
在宋朝官方修的类书《太平广记》中，完整收录了史官认为太神奇、不适合记在史书中的内容。唐玄宗狩猎，捕获一头大鹿，厨师正要杀鹿，张果说，“这是仙鹿，已满千岁。是以前汉武帝元狩五年，我曾为侍从，武帝在上林苑活捉此鹿，接着就把它放掉了。”
玄宗说，“鹿有很多，时代变迁，怎么能知道这只鹿就是那只鹿呢？”，张果说：“汉武帝放掉那鹿的时候，曾用铜牌掛在左角之下，作为标记。”玄宗命人察验，果然有个二寸左右的小铜牌，上面写着年月。
玄宗又对张果说：“元狩是哪一年？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张果說：“那年是癸亥年，武帝刚开始挖昆明池。今年是甲戍年，已过了八百五十二年了。”玄宗命太史检校年历，毫无差谬，他更觉得神奇了。
秦汉之时，秦始皇、汉武帝都深信道法，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达到返本归真的境地，始皇派徐福出海，寻求仙道，成千古奇谈；汉武帝尊儒教为国教，但他本人却一生爱慕仙道，正史始终没有出现他与修炼得道之人相遇，在三教刚刚兴起之际，普及教化，涵养道德为本，或许是时机不到，机缘未成。
唐朝之初，唐太宗胸怀广大，海纳百川，奉行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包容原则。唐太宗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从而明确了儒学作为国家的根本。同时，唐太宗还提倡佛、道二教，他又说道：“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训，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风齐致。”认为佛道有净化心灵、纯厚风俗的教化之功，玄奘西行求法归来，唐太宗予以重视，翻译佛经75部、1335卷，佛教得以空前发展。太宗以后，不同的君主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在三教之中各有所侧重，但基本上各得其所。
到唐玄宗时代，道教展现了辉煌的一面。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唐玄宗迎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成为第一个取得道士资格的皇帝。于开元十年（722），诏令在两京和各州设置尊崇老子的玄元皇帝庙和培养道教学生的学校——“崇玄学”。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崇玄学”正式改称为“崇玄馆”。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诏制老子图像，颁布天下。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玄宗亲注《道德经》，规定《道德经》为道经之首，并把《道德经》列入科举考试范围；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规定道举制度；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规定两京及诸州皆立崇道学，以《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开科取士。
盛唐时期的这一系列的举措，为众生了解修炼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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